不二乡留在 马身上的烙印

20世纪70年代初，廖鸿旦（Leow Hong Tan）在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马口通往亚逸依淡（Ayer Hitam）路旁的一家木薯厂工作。在工厂附近，他看见一片约三亩大的墓地。^[17]

多年以后，他仍记得荒地上的坟丘很多，一时难以计数；坟头竖立着木十字架。^[17]

1949年迁入马身（Mahsan）的卢清良（Loo Cheang Liang）回忆，村中大树上曾钉着写有“Fuji-Go”或“不二乡”的木牌；后来他盖房子时，工人还在地下挖出过旧砖块。^[16]地方报道亦提及，20世纪80年代，木薯工人在当地挖出过人骨，有人还在荒野中拾到一块刻着模糊英文字母的白色墓碑。^[17]不同见证者所述，分属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发现，不能简单拼凑成同一座墓园；这些材料使地方叙述反复回到一个已经从地表消失的名字——Fuji-Go。

日方把这里命名为 Fuji-Go，释作“富士村”或“美丽的村庄”。另有叫法为“不二乡”，意为“独一无二、最美好”。战后，这一带逐渐被称为马身。昔日堆有焦木、建有亚答长屋的土地，后来先后种植木薯、松树、橡胶和油棕；地方口述中的坟丘，如今已无法从地表确认。

十字架下埋葬着谁？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来自新加坡的欧亚裔天主教徒、神父、修士、修女和孤儿，会迁往马口附近的丛林？

故事要从1941年12月说起。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东北部的哥打峇鲁（Kota Bharu），以及泰国南部的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tani）等地登陆。在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的指挥下，日本陆军第25军从马来半岛北端一路南下。两日后，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Force Z）的“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战列舰与“反击”号（HMS Repulse）战列巡洋舰在关丹（Kuantan）东南外海遭日本海军航空兵攻击，相继沉没。

这两艘军舰原是英国部署在远东的重要海上力量。它们相继沉没，严重削弱了英军在马来亚的海上防御能力。此后，日军逐渐掌握制空权与制海权，英军沿半岛后退。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Kuala Lumpur）陷落；1月31日，英军撤过柔佛海峡，退守新加坡岛；次日，柔佛长堤被炸毁。

海峡未能阻挡日军继续进攻。

2月8日夜，日军从新加坡岛西北面渡海登陆。2月15日，英军马来亚司令部司令阿瑟 • 珀西瓦尔（Arthur Percival）中将率部投降。约八万名守军成为战俘；若算上此前在马来半岛被俘的兵力，总数超过十万人。新加坡就此陷落。

从日军在马来亚登陆到新加坡投降，前后约七十天。日本占领当局把新加坡改称“昭南”（Syonan），意为“南方之光”。此后，当地居民面临宪兵监视、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和人身安全日益恶化的困境。

富士乡的故事，正是从这座陷落的城市开始。

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日军对当地华人展开大规模甄别，后来被称为华侨大检证或“肃清”。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18岁至50岁的华裔男性被命令前往全岛各处的检证中心，接受日本宪兵队（Kempeitai）盘查。

获准离开的人，有的领到一张盖着“检”字的字条，有的则在衣物上被盖印；被宪兵认定为“反日分子”的人，可能被卡车运往海边或偏远地点处决。这场行动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至今没有一致答案。日本官方承认约五千人；战后证词及部分研究提出约二万五千至五万；新加坡华社及民间记忆中还有更高的估计，甚至达到十万。

“肃清”改变了占领初期的社会氛围。华人社群知道，一次集合、一次盘问、一张纸片，都可能影响一个人能否回家。

这段经历，也为后来上千名华人天主教徒——据菲奥娜 • 霍奇金斯（Fiona Hodgkins）所说，人数与欧亚裔几乎相当——离开新加坡、前往陌生的农业定居点马口埋下了伏笔。兴楼则是由华侨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为更广泛的华人社群另行组织的。^[21]具有欧洲血统或联系的欧亚裔及神职人员同样面临风险：占领当局怀疑他们与英国或盟军有所联系，宪兵的监视随时可能演变成拘捕。玛吉丽特 • 阿尔莫迪尔修女（Sister Marjorie Almodiel, FMM）多年后回忆，她的父亲被日军带去泰国，此后没有回来。还有少数欧洲新教徒家庭和中立国人士——瑞士、丹麦、罗马尼亚，以及据菲奥娜记载的若干俄国人——也迁往马口，他们认为在教会庇护之下，比在新加坡面对占领当局更为安全。^[12]

1943年，昭南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日本占领当局决定把部分居民迁往马来半岛的农业区。日本军政当局发起了迁殖方案，时任福利课主任的筱崎护（Mamoru Shinozaki）奉命监督执行，具体迁移事务则交由相关社群组织办理。^[12][20]

欧亚裔福利协会（Eurasian Welfare Association）参与了马口方案的组织工作。负责新加坡天主教社群的马六甲教区（Diocese of Malacca）主教阿德里安 • 德瓦尔斯（Adrien Devals）同意带领天主教徒迁往马口，并与欧亚裔代表赫尔曼 • 德索萨（Herman de Souza Sr）前往当地考察。查尔斯 • 约瑟夫 • 彭伯顿 • 帕格拉（Charles Joseph Pemberton Paglar）医生领导的欧亚裔福利协会也参与了迁殖安排。^[12][11]

天主教战时档案记载，日方称迁往马口并非自愿之举。当这个计划送到德瓦尔斯手上时，他已经几乎没有斡旋余地：军方早已下令迁往马口，候选地点已经预先勘察并确定，垦殖区的行政权交由森美兰州政府——昭南特别市请求直接管理，遭到拒绝。^[20]这个计划是以既成事实而非提案的形式摆到他面前；他需要提供的是领导，而不是同意。德瓦尔斯劝教徒接受，是因为留在城里可能面临饥饿、宪兵（Kempeitai）监视和进一步迫害各族平民；他也决定亲自同行。对许多家庭而言，所谓选择，不过是在几种风险之间取其较轻者；马口只是其中一个相对能够维持生计的去处。^[12]

到了1943年，昭南的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盟军封锁、运输中断、失业和物价上涨，使城市难以维持稳定供应。筱崎护在回忆录中将1943年9月后的间谍恐慌、宪兵扩权、空袭预期和市民疏散串联起来；当局一度计划疏散三十万市民。^[20]

“自给自足”，于是成了占领当局解决粮荒的办法。按计划，居民离开新加坡，到马来亚各地开荒种粮，理论上既可养活自己，也可减轻城市压力。在同一政策下，柔佛兴楼（Endau）与森美兰马口的迁殖计划先后推进。筱崎护负责执行与协调，先联系华侨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组织兴楼迁移，随后由欧亚裔福利协会等团体参与马口迁移。^[11][20]

马口并非仓促选定。德瓦尔斯与赫尔曼 • 德索萨曾赴当地评估；天主教档案亦记载，德瓦尔斯在作出承诺前，曾与约瑟夫 • 布罗菲修士（Brother Joseph Brophy）、会省长及圣博德学校（St Patrick's School）校长商议，召集了一批医疗、农业和住房方面的专家组成委员会。数日后，委员会返回新加坡，向天主教社群说明所见情况。^[12][11]

天主教方面的报告并不乐观，许多后勤问题仍未解决。筱崎护也担心，这个垦殖区能否长久维持下去：当地植被难以清除，土壤以黏土为主；与兴楼的对比十分鲜明。兴楼是由华侨协会管理的自治垦殖区——筱崎护曾向华侨协会承诺，日军不会进入兴楼，稻米供应将持续到居民能够自给为止——因而能够得到新加坡方面的物质援助。^[21]马口居民则相反：他们需要依赖森美兰州政府供应粮食、物资与行政支援，而这种依赖从未被州政府认真兑现。垦殖区没有被纳入州里的救济体系：没有建立可靠的食物或药物分发机制，社区也被剥夺了兴楼所享有的自治，居民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资源。州官员把这些新来者视为城市来的“懒人”，而州里另有农业计划要推动，农业专员无暇顾及马口；约瑟夫 • 布罗菲修士记载，当地军当局“对这批被抛到他们中间的新加坡居民几乎毫不关心”，据报“常常阻挠、甚至偷窃本应运往垦殖区的物资”。德瓦尔斯不得不为许诺的米粮、医院设备、木料和奎宁与日本官员正面交涉——但鉴于供应仍然短缺，此后新加坡继续以私人汇款接济，这些交涉成效甚微。就连在当局中颇有地位的筱崎护和查尔斯 • 帕格拉医生，也只能携带战时条件允许的必需品前往垦殖区探视；由于运输与生产的失灵，他们的补给行动也时断时续。筱崎护还提到，华侨协会早前选址时认为马口水利不便、黏土不利农耕，因此选择了兴楼。^[11][21]

1943年11月垦殖计划确立，初期称为马口天主教垦殖区；1944年3月日方正式定名为“Fuji-Go”（富士村/不二乡）。^[11][12]

第一批人员于1943年12月下旬抵达。首批先遣者多为年轻单身男子，任务是清林、修路、搭屋并建立示范农场，为后来抵达的家庭准备落脚处。^[11]

此后，一批批居民陆续从新加坡启程。菲奥娜 • 霍奇金斯（Fiona Hodgkins）整理的资料显示，首批人员在加东圣家堂（Holy Family Church in Katong）集合，随后搭乘夜行火车，经金马士（Gemas）前往马口。《新加坡百科》估计，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约有二千名欧亚裔迁入；地方报道另有约二千四百人的说法。许多人从丹绒巴葛车站（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乘车前往马口。^[11][13][17]

人们携带了家具、窗帘、园艺工具、罐头和滤水器，甚至还带上钢琴。家庭自备的奎宁，后来可能成为疾病流行时的重要药物。这些物品被带入定居区，可见这些城市居民仍希望在丛林里尽量维持原有的卫生习惯、医疗需要、宗教生活与家庭日常。^[11]

抵达马口镇后，他们还需步行进入定居区。关于这段路程，资料有三公里、四点二公里、四至五公里、五英里、数小时路程和距市镇约八公里等说法。这些差异，或许与车站、路线或定居区边界的不同有关。^[11][17]

至于定居区入口和营地最初的模样，幸存者留下了更具体的回忆。

帕特里修斯 • 奥多诺万修士（Brother Patricius O'Donovan, FSC）回忆，队伍靠近营地时先看见一座日军哨所。哨兵控制出入口，居民若要离开，必须取得通行许可。越过哨所，眼前不是报纸所称的成熟农地，而是砍伐后堆叠的树干和枝条，有些木堆高达十五至二十英尺。只有将它们晒干、焚烧和移走，泥土才会露出来。^[12]

居民初见富士乡时，看到的不是已经建好的村庄，而是一片仍在开垦的林地。

善牧修女会（Good Shepherd Sisters）的年鉴，记下了修女们初到时的情景：修女们来到划定的地块，只见地基已经标好，屋顶部分铺上亚答叶，四周却没有墙壁，遮棚下摆着二十四张床。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早期居民和先遣队住在公共长屋中。亚答叶不足，就用蕨类植物或棕榈叶补屋顶；木板不足，有些墙只能用树皮代替。钉子、木材、床垫和枕头都是稀缺物资。

布罗菲修士详细记录了“教会长屋”的构造。这栋建筑长约一百英尺、宽三十英尺，由丛林中的粗木杆搭建。长屋一半用作小圣堂，木制平台上立着简陋祭台，中央嵌着从新加坡带来的圣体龛。小圣堂每日通常举行两台弥撒，有时举行三台。另一半是宿舍，粗糙木板架在离湿泥约两英尺高的位置，床铺彼此相连，蚊帐悬在床上，居民的家当塞在床底。主教、神父和修士也住在小圣堂与宿舍之间的狭窄空间。^[12]

后来，公共设施也陆续建了起来：厕所、水井、由溪流筑坝形成的浴场、一所设备有限的临时医院、公共厨房，以及供青少年居住的男孩城（Boy's Town）。邮政服务后来也开通，每周收发三次；挂号信所需的信封很快售罄，纸张同样稀缺，居民有时只能寄明信片。^[5]

用水，是定居生活的一大难题。布罗菲修士在回忆中说自己会用树枝探水，卡尼斯修士（Brother Canice）则用链子悬着怀表判断挖井位置。^[12]

关于定居点面积，资料记载不一。部分天主教文献写约三千英亩，另一些研究及地方史料则写四十平方英里。前者可能指核心耕地，后者或许将周边丛林与外围管制区一并纳入。^[12][15]

多数资料记载，每户分得约三英亩土地。1971年的报纸则写三至四英亩。^[11][10]分到土地不代表地块已经清理，也不代表黏土适合耕种；这些城市居民进了丛林，也得从头学起农活。

这批垦殖民中有教师、文员，也有许多原本靠城市职业谋生的居民。他们必须学习砍伐、焚烧、搬木、挖沟、建屋、播种和饲养牲畜。马口黏土排水不佳，雨季使道路、运输和耕作更加困难。水稻种植未能成功，人们转而种植木薯、番薯、玉米、蕹菜、沙葛、香蕉和南瓜等作物。

这些作物使许多人不至于立刻断粮，却难以提供足够而均衡的营养。为了获得蛋白质和油脂，有人捡蜗牛，有人捕食四脚蛇等丛林动物，也有人宰羊；相关修会还饲养过猪。嘉诺撒修女会（Canossian Sisters）孤儿院的孩子在约六英亩土地上捡蜗牛，并承担轻度农务。到了这种时候，连原本需要照顾的孩子，也不得不参与觅食和简单农务。

布罗菲修士回忆，他的早餐是香蕉、少量拉吉粥和无糖咖啡。当面粉和酵母不足时，居民尝试将拉吉、玉米、大豆和米粉混合制成面包。成品沉重而坚硬，人们给它起了两个带有自嘲意味的名字：“马口水泥”和“森美兰砖块”。^[12]

一片土地能长出木薯，并不等同于实现了“自给自足”。富士乡的问题不只是有没有作物，还在于这些收成是否足以养活数千人，更遑论抵御营养不良与疾病。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接管了当地英文报纸的出版系统。1942年2月20日复刊首日，报头作《The Shonan Times》；翌日改作《昭南时报》（The Syonan Times）。同年12月，报纸更名为《昭南新闻》（Syonan Sinbun / The Syonan Shimbun）。作为占领当局控制的报纸，它对富士乡的报道具有明显的政策宣传色彩。

1944年1月8日，《昭南新闻》刊登M. Gaus医生的说法，称马口“几乎没有疟疾”，当地有清水、健康环境和适合农业的新生活。^[1]2月，报纸报道约二百户各获三英亩土地，房屋正在搭建，医院和邮局也在筹备。^[2]3月25日的专题将这里称为“伟大的实验”，强调迁移“绝无任何强迫”，土地、建屋援助、粗米与配给均免费，并描绘城市居民将在这里成为农民；天主教汇编把这篇专题记作3月24日。^[3]

到了5月，报纸将该农业区称为富士村（Fuji Village），并把第五区（Mukim V）写作华人区、第六区（Mukim VI）写作欧亚裔区；天主教汇编所载的居住与修会分区有所不同，具体对应仍待战时地图核实。^[4]直至1945年，报纸仍在报道现金援助、六个月米粮、木薯与甜薯收成，并鼓励更多家庭迁入，还提出容纳一千户、约五千人的目标。^[7]

这些报道并非全无事实根据：土地确实分配过，居民确实建屋、劳动和种植，医院和邮局也确实存在。然而，报纸选择强调的，主要是这些较为正面的部分；对于带有强制性质的迁移、哨所管制、配给不足、缺药、疟疾和死亡，则涉及甚少。“几乎没有疟疾”和“绝无任何强迫”的说法，与修会记录和居民回忆所留下的经历明显不同。^[1][3]

修士日记、修女年鉴、家书和战后回忆，却留下了另一番景象：外部承诺的食物没有稳定送达，居民依靠新加坡亲属寄钱寄粮；长屋缺床垫和枕头，医院缺药，出入口由哨兵把守，疟疾逐渐扩散。由于通信受到审查，一些家庭预先约定暗号，把不能直说的情况藏在普通信件中。

据菲奥娜收集的家庭记忆，一名垦殖民与亲人约定：如果马口情况良好，就用墨水写信；如果情况不好，就改用铅笔。另一个家庭约定，信中若写大家“正在唱囚徒的情歌”（singing the prisoners' love song），意思是一切尚好；若写“没有唱囚徒的情歌”，便是在提示情况不佳。只有事先知道约定的亲属，才能理解这些句子的另一层意思。^[13]

奥多诺万修士依据战时日记整理了一次交涉。那天，居民被召集到礼堂，听视察人员再次承诺补充粮食和物资。德瓦尔斯提出质问：“你们答应增加米粮，米粮在哪里？你们答应补充医院设备和药品，东西在哪里？你们答应给我们木板，木板又在哪里？”^[12]

日本官员随后指责垦殖民懒惰无能，反问庄稼在哪里，原先所说的大片青翠农田又在哪里。德瓦尔斯回应：“你们责怪居民没有给房屋盖上屋顶，但承诺的亚答叶在哪里？发烧的人没有奎宁，怎么耕种土地？奎宁又在哪里？”据奥多诺万回忆，主教还表示，要么辞职，要么向更高层申诉。来访官员随后重新作出保证，鞠躬离开。^[12]

这场交锋，见于奥多诺万根据战时日记整理的回忆；其中所述的物资短缺和疾病，也见于其他修会记录及个人回忆。筱崎护也提到，森美兰方面嫌迁入者是城市“懒汉”，而昭南方面更重视疏散人口。日本官员追问“收成在哪里”，居民则在追问“米粮、药片、木板和奎宁在哪里”。^[12]

长久以来，富士乡在不同叙述中有农业垦殖区、定居点、殖民地、集中营等名称，也曾被误称为战俘营。

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战俘营。这里的居民不是因战败被押解而来的军人；社群中有家庭、儿童和神职人员，也有土地分配、堂区活动、邮政往来、劳动和邻里生活。^[15]

但把它写成完全自由的移居社区，同样不符合材料。迁移发生在军事占领、饥饿、肃清记忆和宪兵威胁之下。进入定居点后，唯一道路设有哨所，离开需要通行证，对外通信也受到限制。^[11][15]

“绝无任何强迫”是占领时期报纸的宣传语言。对许多居民而言，所谓选择，其实只是在几种风险之间取舍：留在城市，可能面对饥饿、拘捕和监视；走进丛林，则要承担疾病、缺粮和开荒的困难。富士乡既有定居和互助的一面，也有出入管制的一面，不能用单一标签概括。

每到傍晚，居民会在溪流或水井边洗浴；年轻人聚在礼堂唱歌，弹奏吉他或其他乐器。格温 • 兰格（Gwen Lange，婚后姓Perry）回忆，少女时代的她曾在夜里步行约四十五分钟到邻居家聚会、奏乐，也一起分享自酿的米酒。善牧修女会照顾的女孩们一起歌唱，德瓦尔斯称她们为“马口的鸟儿”。圣婴耶稣修女会（Holy Infant Jesus Sisters）的安娜修女（Sister Anna）还把一架钢琴从新加坡运进定居点，修女们用它举办音乐会。^[12][11]

这些生活片段当然不能替占领时期的“幸福生活”宣传背书，更掩盖不了居民面对的饥饿与疾病；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在困顿之中，人们仍设法保留节庆、音乐和社交。

筱崎护的回忆录还记载了一场舞会。参与防疫工作的青年向主教提出举办舞会的请求，起初遭到拒绝，随后发生争执。筱崎护到场听取诉求，主教最后默许活动举行。舞会上有吉他、班卓琴、小提琴、大提琴、小号和架子鼓伴奏。^[20]

参加舞会的青年白天也参与在水洼喷油的防疫工作。

白天防疫，夜里跳舞；短暂的欢聚，并没有让疾病和物资短缺因此消失。

富士乡里有孤儿、女孩、幼儿、病患和残障者。不同修会承担不同工作：嘉诺撒修女会照顾幼儿与孤儿；善牧修女会照料女孩，安排日常生活与歌唱；圣婴耶稣修女会负责修院事务并照顾儿童；喇沙会（De La Salle Brothers）、圣加俾额尔会（Brothers of St Gabriel）及圣博德学校的修士参与教育、劳动、厨房和社区事务。^[12][11]

1944年，《昭南新闻》曾称马口“几乎没有疟疾”；修会记录和个人回忆留下的，却是另一番景象。^[1]

雨季、积水和蚊群为疟疾传播提供了条件；营养不良和药品不足又使患者更难康复，疟疾因而成为富士乡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布罗菲修士记载，有些修士反复发作四十多次，另一些人每周或隔周发作一次。奥多诺万回忆，夜里即使躲在蚊帐内，也能听见外面的蚊群嗡鸣。圣加俾额尔会的材料说，有时所有人同时病倒，没有人能够照料别人，也没有人准备食物。^[12]

奎宁并非完全不存在。部分家庭从新加坡带来，当局后来也曾配给，但数量不足。善牧修女会年鉴记载，即使服用奎宁，病情也未必缓解。重症者被送往芙蓉（Seremban）、昭南中央医院（Syonan Central Hospital）或瓜拉庇劳州立医院（Kuala Pilah State Hospital）。小伤口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可能发展成坏疽；营养不良又进一步削弱身体。

疾病蔓延时，帕格拉和筱崎护都曾多次到访马口，带来药品和粮食。《昭南新闻》还报道帕格拉免费提供医疗物资和现金等援助；这些报道虽带有宣传色彩，但其中关于两人到访和运送物资的部分，也可与《新加坡百科》的记载相互印证。现有材料能够确认的，主要是帕格拉在富士乡巡诊、送药和提供援助的活动。^[11][1]

定居点的青年组成防疫队，在积水处喷油，试图控制蚊媒。疫情后来有所缓解，但严重时期仍有许多人患病和死亡。筱崎护回忆，欧亚裔区的情况比华人区严重，最严重时几乎隔日有人死亡。修会档案记载，两名年轻修士克里斯蒂安 • 莱恩（Christian Lane）与基兰 • 布伦南（Kieran Brennan）均于1944年死于疟疾。^[12]

富士乡究竟有多少人死亡，至今无法确认。菲奥娜估计，死亡人数约为五百人；《新加坡百科》及部分中文资料称死亡人数最高约一千五百人；地方口述还有约一千人、投降时只剩一半等说法；另有早期报道只提五十余名欧亚裔死亡。^[13][11][17]在缺乏完整人口名册、死亡登记、医院记录和遣返名单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数字都不能作为最终答案。

数字存在争议，但多份材料共同记下了高烧、蚊帐、拥挤的医院、药品不足、青年防疫和不断增加的死亡。

富士乡从1943年末开始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其间只完整度过了一个圣诞节——1944年的圣诞节。

赫尔曼 • 德索萨（Herman de Souza Jr）家族的回忆记录了那个夜晚的食物与节庆细节。修士们在空地上生起两堆篝火。有家庭从林中取来一棵树，用红辣椒、番薯、南瓜、木薯、香蕉、彩豆和鲜花装饰。子夜弥撒由德瓦尔斯主持，菲利普 • 梅松涅神父（Philippe Meissonnier）和许神父（Father Koh）协助。^[12]

家族回忆提到，主教在讲道时谈到疾病和物资损耗，也感谢定居点获得的帮助，并称筱崎护为“来自天堂的天使”。

弥撒结束后，篝火燃起。午夜宴席包括一加蒂（kati，约0.6公斤）牛骨煮的汤、园中收获的作物、以棕榈油煎的木薯、洋葱和韭葱；两只鸡中宰了一只煮汤；此外还有木薯糕和咖啡。^[12]

这份菜单来自一个家庭对特定节日的回忆，记录了他们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集中食物来庆祝宗教节日。

堂区记录还留下另一组数字：1944至1945年间，富士乡举行了二十四次洗礼、四场婚礼、六十次坚振礼和一千二百次告解；1944年11月，四名修生在芙蓉由德瓦尔斯祝圣为神父。这些数字不是人口普查，却说明堂区生活在迁徙、疾病和死亡之间仍在继续。^[12]

1945年1月17日，德瓦尔斯去世。

1945年1月17日，德瓦尔斯在芙蓉医院去世。筱崎护的回忆和日本官方说法称，主教务农时被锄头割伤脚部，后来感染破伤风。天主教档案和菲奥娜的研究提到严重擦伤，也有资料推测是昆虫、蜈蚣、蝎子或蜘蛛叮咬。另有材料指出德瓦尔斯患有糖尿病，伤口最终发展成坏疽。^[12]

修士的回忆描述了病情恶化的过程：脚部溃疡起初没有得到充分处理，主教仍继续劳动并照顾居民；病势加重后，他被送往芙蓉医院，先在脚踝截肢。由于没有抗生素，坏疽继续蔓延，医生又不得不截去整条腿。手术后不久，他去世了。^[12]

为了把德瓦尔斯的遗体运回新加坡，也费了一番交涉。善牧修女会年鉴记载，筱崎取得许可，并与教区副主教及博纳米神父（Rev Fr Bonamy）前往芙蓉，把遗体接回。遗体运抵新加坡后，数百名天主教徒前来致哀直至深夜；1月19日，善牧主教座堂举行安魂弥撒，日本高级官员出席。^[12]

筱崎护后来写道，他亲吻了主教棺木的一角，向这位“高尚而无畏”的主教表示敬意。这是筱崎护本人的评价。^[20]

主教去世后，战争已经接近终点，《昭南新闻》仍继续刊登有关富士乡资金、配给、收成和扩建计划的报道。现实中，德瓦尔斯曾向日本官员追问米粮、药品、木板和奎宁；但在报纸笔下，这些困难却很少出现。

1945年1月，报纸声称马口基金（Bahau Fund）已筹集到370,666元。^[6]2月，报纸宣布计划迁入一千户、约五千人，承诺每户三百元并一次发放六个月米粮。^[7]6月，一批额外配给的米粮被形容为“天降甘露”；^[8]到了7月，富士乡仍被报道为天主教疏散者的“安全避难所”，并继续动员更多家庭迁入。^[9]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部分居民回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或共产党游击队曾进入当地，并试图接管当地秩序；现有材料没有记载这一时期发生大规模攻击。

善牧修女会年鉴记载，1945年9月2日，两名英国伞兵出现在修女门前。他们从华人口中得知定居点仍有人居住，在丛林中跋涉十七天十七夜，终于带来战争结束的消息。这一行程仅见于修女会年鉴，年鉴也没有明确把两人称为一三六部队（Force 136）成员。其他史料及菲奥娜的研究则把Force 136与富士乡接触或正式解放的日期记为9月3日。^[12][15]两种日期可能分别指先遣人员抵达和正式接管，也可能源于记忆差异。

年鉴随后记载，数日后，约五十顶降落伞落在修院院子里，随降落伞一同抵达的有六名医生。他们带来食物和基本物资，其中一名医生留下，每天巡诊。原文记载的是降落伞数量，不能据此推定有五十名伞兵。^[12]

据菲奥娜整理的材料，多数居民随后由Force 136分批送回新加坡，遣返过程约六周，最后一批在1945年10月中旬离开。^[13][15]

奥多诺万修士回忆，火车接近新加坡时，居民再次看见城市灯光。出发时的新加坡实行灯火管制；归来时，夜色中重新出现了城市灯光。列车抵达后，一行人回到善牧主教座堂，那里正是当初一些居民集合出发的地点。^[12]

从主教座堂到马口，再从马口回到主教座堂，路线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回环。

善牧修女会回到新加坡后，被暂时安置在一座不适合居住的华人洋房。她们寻找其他住所未果，最后留下来清理房屋。英军和随军牧师协助打扫，仁爱小修女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送来床垫和炊具，家具商提供桌椅，马口的女孩才得以重新安置。^[12]

回到新加坡，并不意味着生活马上恢复如常。有人带着疾病、饥饿和亲属死亡的记忆回到城市；有人以后不愿再谈马口，也有人把这段经历留在家庭内部，直到下一代开始追问。

富士乡的房屋倒塌，道路改变，土地被重新使用。大多数生还者回到城市；死者名单与葬地记录并不完整，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都葬在定居点内。^[13]

战争结束后，这片土地的名字也随之变迁。

日文“Fuji-Go”汉字亦作“富士乡”，另有“不二乡”之称，又被解释为“独一无二、至善至美”。战后华人村长李荣（Lee Rong）废弃“不二乡”旧称，改称马身。“马口”与“马身”首尾呼应，成为当地广为流传的地名趣谈。^[15]

据马身老居民卢清良回忆，1949年他约十四岁，随家人从双溪镭（Sungai Lui）迁至马身时，见过大树上钉着“Fuji-Go”或“不二乡”的旧木牌。后来他在马身第二路（Mahsan Second Street）盖房时，工人在地下挖出过旧砖。他的儿子还曾在约两公里外拾到一块字迹模糊的英文墓碑。卢老先生于2013逝世。^[16]

廖鸿旦在20世纪70年代初看到的约三亩、布满坟丘和木十字架的墓地，则是另一则重要的地方见证。^[17]

战后年代，马身渐渐变成一个普通的华人新村。但在老一辈村民的口述中，仍留存着许多独特的历史碎片。

老村民陈天德（受访时73岁）回忆，当年离桥约七八百米、靠近一所华小的大树杈上，钉着一块写着“Fuji-Go”的木牌匾。战后英国人重返马来亚时它还在，一代一代地挂着，直到被岁月蚀烂，自然坠落。

谢天送如今八十岁。他说，1950年代，他曾在“不二乡”附近挖到过一桶煤油——据说是日军当年为修机场埋下的物资，被他变卖换了点钱。如今马身新村入口那条异常笔直的大路，很多人猜测，就是当年为飞机跑道预留的路线。日军曾打算在这块地上修一座军用机场，据说后来因为怕疟疾、也因为战争吃紧，才改成了垦殖区。这些传闻与推测，目前尚缺乏确凿的文献与档案佐证。

几十年来，这片土地被反复翻种。木薯之后是松树、橡胶和油棕，地表的木牌、长屋残迹和木十字架逐渐难以确认。今天若要确定墓地范围，仅凭口述已经不够，还需要地籍图、墓籍、非破坏性调查和精确的口述坐标。

遗迹逐渐从地表消失，但相关家庭和地方居民仍在追查这些地点之间的联系。

2008年11月8日，曾在马身度过童年的摄影爱好者张毅全（Steve Chong）收到一封来自新加坡一个欧亚裔组织的寻根电邮。三周后的11月29日，他协助一批寻根者来到马身。^[16]

张毅全后来的整理稿指出，寻访者包括贝利 • 佩雷拉博士（Barry Pereira）、杰夫 • 莫里斯（Geoff Morris）、保罗 • 罗德里格斯（Paul Rodrigues）、特丽莎 • 汤逊（Therese Thompson）和菲奥娜 • 霍奇金斯。^[16]张毅全联络地方记者谢祝南及媒体工作者谭少来（Tham Siew Loi），协助拍摄与记录。^[15][16]访问者走访旧址，并在地方口述所指、如今已成为油棕园的疑似墓地附近寻访；卢清良向他们讲述旧村牌、旧砖、墓碑和早期村庄生活。^[16]

这次寻访，把地方居民对旧址位置的记忆，与新加坡家族传承下来的战争记忆重新接在一起。

菲奥娜因母亲的家族经历，从2008年开始研究富士乡。2014年，她出版相关专著；^[13]2016年又在《书苑》（BiblioAsia）发表《一个走向破灭的乌托邦》（A Utopia That Went Awry）。^[14]这些研究，也让富士乡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这里不是战俘营，而是在军事占领、粮荒与安全威胁之下形成的一项农业迁殖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原定的自给目标。

2026年8月5日，杰夫 • 莫里斯、保罗 • 罗德里格斯、特丽莎 • 汤逊、珀西 • 谢泼德森（Percy Shepherdson）和娜内特 • 莫里斯（Nanette Morris）来到马口与马身。张毅全继续负责联络和接待，谭少来参与地方记录；长期整理马口、马身历史的记者谢祝南已于2024年9月去世，未能参加这次重访。

在这批后裔造访的三天后，即2026年8月8日，当年那位极力促成马身定居点的日本福利官筱崎护的侄孙女菅原女士（Aoi Sugahara）也专程来到马口进行考察。^[19]接连不断的寻访与调研，足见这段尘封的历史，至今仍牵动着跨国学者与后裔的心。

欧亚裔重访者希望日后能在经确认的遗址上设立纪念碑、历史标志或说明牌，记录先人的迁徙和定居经历。具体地点和后续安排仍待确定。

廖鸿旦在20世纪70年代所见的木十字架，如今已无法确认。在缺乏墓籍、坐标和考古调查的情况下，不能断言地方口述中的每处遗骸都属于富士乡居民。

这段经历仍保存在档案、家族记忆和地方口述中。

现有材料显示，日军从马来半岛北部一路南下，新加坡随后陷落并进入占领时期；而“肃清”、宪兵监视、粮食短缺以及所谓的“自给自足”计划，则一步步把部分居民推向马口。

许多家庭获分约三英亩土地，居民用杂粮试做出被称为“马口水泥”的硬面包；孤儿院的孩子在约六英亩土地上捡蜗牛；一些家庭通过墨水、铅笔和“囚徒的情歌”等暗号传递情况。

修会年鉴、家族记忆和个人回忆还记录了钢琴、歌唱、舞会以及1944年的圣诞节。那一夜，他们用园中作物、一加蒂牛骨、一只鸡、木薯糕和咖啡，凑出了一顿圣诞宴席。

富士乡既不是占领时期报纸所描绘的农业乌托邦，也不能简单归为战俘营或集中营。它是在粮食危机和人口管制背景下推进的农业迁殖计划；居民在有限选择、出入管制、疾病和物资短缺中，仍继续耕作、举行宗教活动，也彼此照料，在艰困中维持日常生活。

如今的马口与马身，许多旧址早已被油棕园覆盖，土地用途也几经变迁，地表痕迹愈来愈少，见证者也在离去。今天再谈不二乡，重要的不是替所有矛盾找出一个整齐的答案，而是把仍可查证的姓名、日期和细节留下来，也把史料彼此不一致之处如实保留。

当后来的人再次经过马口，听见“不二乡”这个名字时，仍会知道：这里曾有一座住着数千人的定居点。人们在这里搭屋、挖井、种植、患病、歌唱和举行宗教活动，也在战争结束后分批离开。木薯园附近的十字架已经无法确认，相关记忆仍保存在家族叙述和地方记录中。